本帖最后由 舟帆 于 2016-3-14 10:28 编辑
抹不去的曾经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悲欢依然驻留在我的心间。 那是一个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我清楚的记得那是1997年的三月。是我结婚后的第二年,家里条件特别差,欠了一屁股债。我背着行囊去北京打工,临启程的时候,刚满一周岁的儿子第一次挣脱他妈妈的双手迈动自己的脚步去追撵我离别的背影。蓦然回首,儿子倒地的一刹那,那撕心裂肺的嚎哭,任凭岁月匆匆,挥之不去。 很幸运的是到了北京我很快在大红门附近一家工地上找到了工作。可能是由于南北气候的不适,上班没几天我就严重感冒。一天下午,表弟见我高烧不退.咳嗽的厉害,拉着我一起上街去了一家最便宜的诊所,在诊所里挂了一瓶水,拿了一些药。 回来的路上,已经快近黄昏。一辆警车在我身边一阵急刹,我当时还开玩笑说“这个发瘟的,吓我一跳”。车上下来几个身穿制服的警察,拦住我们查《身份证》.《暂住证》。我十五岁开始出门在外,早已习惯,只要上街《身份证》经常带在身上。出示《身份证》以后,因《暂住证》在工地项目部。几个警察就不由分辩地强制把我们两个带上了警车,我也是第一次坐警车的后备箱。 到了派出所,里面已经有十几个看似外地模样的人,双手抱头面朝墙蹲着,我们的结果也是一样。十几分钟以后,一个个警察拿着一堆照片问我们是不是认识上面的人,在我们一一摇头否认以后,我们被分别带去登记。可笑的是当我说我的地址“田埠”组时,登记的警察问我是哪个“埠”,我说“蚌埠”的“埠”,他扭过头问身边的另外一名警察,“埠”字怎么写,旁边那个二百五竟然告诉他“一个虫一个丰”,我当时因忍不住笑,还挨了一橡胶棍。 当天接近天黑的时候,我们双手抱头上了一辆“依维柯”中巴警车,我立即预感到不好。由于双手抱头不让看窗外,车子在七拐八拐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到达了目的地,下车时我看了一下围墙上几个字“昌平看守所”,进去之后发现大院里关了好几百南腔北调的人。 第二天一早,我和其他十几个人又被带上警车到了一个叫“大屯”的地方。那是一个荒郊废弃的厂房,安装了了好几道铁门,也就是后来我生活了十二天的魔窟。进第一道门之前,我们一直排开,听送我们来的警察给我们训话。训话的是一位三十岁不到的警官,他说“你们来到这里要老老实实,争取早日出去,这里是共产主义社会,衣服是公共的,随身财产都是公共的,在这里死一个人就跟死一个蚂蚁一样,没有人知道。”听到这些,我的心死了一半,仍存一份侥幸的是,这里是天子脚下,这里是首都。 当天晚上,我们脱光衣服经过里面“老大”和他一群属下严刑残酷的“操练”以后,与其他一百来人挤在一个不到五十平方米的屋子里。睡觉一律右侧,一个贴一个,不许翻身,也无法翻身,否则就是一顿痛打。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每天早晨一百多个人,一个接一个在门口同一盆水里洗脸,唯有眼巴巴的远远地闻着“老大”刷牙时牙膏的味道。早中晚每餐一个馒头或者两个窝窝头和一瓢清澈见底的白菜汤。衣服和鞋全部脱在门外,每天外面哨子一响,都争先恐后的去门外抢衣服抢鞋穿。每天还要从事八个小时的繁重体力活,有时候装车,有时候拆房拆墙。晚上回来吃完饭后报到,点人数,接下来每人要唱一首歌,一直唱到九点半睡觉。 这种非人的生活谁也过不下去,谁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哪一天能从这里放出去,有几个半夜逃跑的都被抓到了,回来是一顿惨不忍睹的疼打。都知道这里戒备森严,也就取消了跑的念头,有些人因为忍受不了折磨,自杀性的事件经常发生。 仰望天空,我多么羡慕那自由飞翔的鸟儿。于是我一直在窥探怎样才能出去的机会或方法,因为我不想不明不白的死在这里,我想我的儿子,想我的父母,想我的妻子,夜半三更的时候,我常常偷偷地哭。 我进去第十天的那天中午,我一起吃饭的一个西北的“号友”突发羊角风,口吐白沫倒地抽搐,医疗室来人抢救后回复正常,当天下午他被释放。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在这个地下监狱魔窟第十二天的那天下午,我跪在地上拿着一块红砖顶住自己的腰部放声痛哭,警察见状立马叫来了医生,由于我十四岁那年得过尿结石,我便把以前尿结石发生的症状在医务人员面前重演,看着他们惊愕的谈话,我感觉到我的谎言把戏走向成功。十分钟后我被带到办公室,他们问我出去是否有治病能力,我肯定说有,有我们县办事处,有老乡,有熟人。在他们指导下,一番玩虚弄假的签字画押以后,给了我五块钱路费,我被释放了。 走出地下监狱的魔窟以后,我朝浩瀚的天空大声呼喊“我自由了,儿子你有爸了”。经历了这人不人鬼不鬼的十二天以后,我发现了自由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的宝贵。 十二天,是阳光下的黑暗,是天子脚下的魔窟,他像一团阴影,模糊了我对一些美好的向往,或多或少污染了那颗赤诚的心。它就像一场噩梦,二十年来,越想越清晰。 抹不去的曾经,让我更珍惜今天,也让炼就了一双看清世界的慧眼!成熟了我笔下文字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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