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海明：我因何走上文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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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凡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不外乎两点,因为爱好文学而从事创作，又或者为了自身的知名度、影响力而写作。而我恰恰相反，我之所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是被生存的尊严所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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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童年

    我出生在饥饿的上世纪60年代末，有着苦难的童年，父母养育了13个孩子，活下来10个，我排行老七，1976年对于国家来说是大灾大难之年，对于我这个小家庭来说也遭遇了大难，母亲病逝，雪上加霜，紧接着父亲生病卧床，时年我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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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只有吃的没有做的缺少劳动力的家庭，我家是年年超支户，开春闹饥荒，在别人眼里是一个快倒门框之户，也是当时全大队最困难的人家，一些好心人劝父亲把我和三个弟妹远送他乡，给那些无儿无女户抱养。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最终因我哭求着说的那句话：“一天只吃一顿饭，不要把我送去别人家”所打动。毕竟是亲骨肉，父亲不忍分离之痛，他做出决定说：要活活一起，要死死一块。我与三个弟妹没有骨肉分离。一家人饥一顿饱一餐地生活着，因为跑遍整过屋场借不到5角药费钱，卧病在床的父亲只好求人借来药书，对症下药采挖中草药来治疗自己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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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月对于一个没有母爱的幼童来说苦不堪言。衣服破了没人缝，夏天半裸上身穿个裤头，冒着酷暑忍着蚊虫蚂蟥叮咬，10来岁便跟着大人后面下田干农活，挣3厘工分。寒冷冬天脚踏半截破布鞋，脚后跟生冻疮流着血，还得在野外找喂猪的野草野菜。村里别的孩子闯了祸全往我身上推，别人家不见了东西也变成是我偷的。为此常被人以是个没娘教养的野东西而遭受打骂，记忆最深的是一次因被人冤枉偷东西回了嘴，结果被人脚踢倒地耳鼻流血，两次被人欺负还手，结果被人打得鼻血流淌脸青肿。外面挨打了，回家怕家人受气与人吵架，只得说是自已摔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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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我最难忘的是那一年大年正月初一，时年11岁的我，跟着大我一岁的堂兄上相邻的大屋场玩，一些人家都往堂兄口袋装瓜子花生。紧跟其后的我，被人家叫骂：大年初一穷鬼不准进门，并且揪耳朵扇耳光赶走。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堂兄因其父亲是泥瓦匠包工头，邻屋人跟其后面干小工能挣到钱，他便被邻屋场人奉为小财神。那年月农村人思想非常落后，特迷信，认为大年初一有钱有势的人进门会带来一年好运，而我一个没娘的穷小子，新年第一天进他们家门会给他们带来坏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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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上学读书时，就因为交不起一元五角钱的学杂费，课本经常被老师收回，因买不起家庭作业本，我用针线缝制的废旧牛皮纸家庭作业本，常常被人嘲笑，最终我被迫结束了4年小学学业，恋恋不舍地离校回家放牛干农活。因长年吃不饱饭，我饿得肚疼呕吐心发慌，春荒季节野外挖人家地里大蒜、找野刺苗、野草根、嫩芭毛蕊充饥，夏天摘人家黄瓜、桃子、水沟莲藕填肚子，秋冬季挖人家地里红薯、萝卜吃。因长期饥饿营养不良，常常生病，那年月我能活下来算是生命顽强，就是死了也会如同一条狗被草草埋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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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那年，我被送去人家做童工学徒打铁，农闲时跟着师傅常年挑着箩担走村穿乡打造小农具，一天来回步行百余华里卖铁铲、牛链子等铁货。饿了向人家讨口吃的，渴了喝点河塘沟渠水，走远了赶不回，借不到住宿，便在人家屋角或草堆里过一夜，挨过狗咬，被流氓地痞打骂取乐过，农忙时还得帮师傅家干重体力农活。学了一年，觉得这个铁匠师傅打不了大型农具及斧头、菜刀类钢火，便换了个师傅学艺。学会一些钢火技艺后，我便回家干，因为借不到足够的本钱买铁匠工具和煤炭铁料，更找不到帮手打大锤，我只得租人家破旧工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边干农活边打些铁器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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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境寻尊严

    由于自幼受尽他人欺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心里暗自想着一定要找到人生突破点，干出点什么事业，出人头地，体现出我的人生价值。苦苦思索，读书考大学已经无望，便想到了去当兵，在军营里锻炼苦学，也许能有出头之日。然而，那年月对基层干部缺少监督管理，第一年当兵体检合格，村里只有一个名额，我被亲戚挤掉了，第二年体检合格又被关系户排挤掉了。连续几年当兵无望，我想到了进村当村干部，也许今后能干出点事业。那时基层村级团支部组织基本瘫痪，没有专职村团支部书记，我便试着给团县委写信，呼吁恢复农村村级基层团组织，很快引起县区乡团委重视，因是我写的信件，在村里团组织恢复大会上，乡团委书记介绍了我写的信件，使全村共青团员对我产生了好感，一致全票选举我担任村团支部书记，但最终以村团组织瘫痪多年，我是新入团团员对团组织工作不熟悉为由，被人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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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次想干点事业的希望破灭，我虽倍感痛苦，但决不退却，思前想后，我受向团县委写信的启发，决定在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上寻找生存的尊严。一个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功底的草根，想走文学创作这条路谈何容易，当年为了寻找老师指点，我冒着酷暑去给乡文化站人家割稻插秧忙双抢，结果发现乡文化站人也只是给县广播站、市报写点小豆腐块新闻报道，不会搞文学。后来上县文联、县文化馆求教作家，人家根本不理睬，认为我一个小学生大字识不了几个，想搞文学筒直就是天方夜谭如同白日作梦，不仅村里人冷嘲热讽我不务正业，甚至文化人也把我当成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那时乡人看到我都是眼光斜视，警告自己子女：不要学那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将来扎个茅草屋去过讨饭的日子，乡下初中生高中生多似牛毛，也不见出个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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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服输的我想到了去《安庆日报》社找编辑求教，那年月因没钱乘车，从我家上安庆要乘渡船过一条大河，步行走土路要行200多华里。大约在农历五月份，我带上几个蒸熟的小麦粑干粮，将所写的几篇记述家乡山水风光的稿子带上，从早晨走到傍晚才走了百余里山路，黑夜怕野兽毒蛇，找到一村庄外草堆里睡了一夜。第二天到了城里，打听找到《安庆日报》社，满怀希望敲门想拜见编辑老师，无奈何人家对我递过的稿子根本就不感兴趣。